在建国初期,我军与澳葡方武装在关闸口岸,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小规模冲突,并险些酿成大祸,但最后在双方的冷静处理下,终于和平解决。
关闸口岸历史悠久
新中国成立之初,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,澳门由于历史原因,仍由葡萄牙人管理。在内地与澳门之间的交通往来,则都经由关闸口岸。
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,即1574年,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,是当时明王朝为了限制葡萄牙再向内地扩张而特意修建的,后来一直延续下来。
全国解放后,我国与澳门当局仍以关闸为界,一边是澳门,一边是内地,在关闸,双方都设有岗哨,每边有几个哨兵,双方的经济交流也由此地正常运转。
发生了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
1952年7月15日。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、却险些酿成大祸的事件。
展开剩余86%当时我军驻守在关闸的部队归属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华南军区,发生这件事之前,部队刚刚换防,新来的队伍中有很多是北方人,不少战士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,而驻守在关闸另一侧的葡方哨兵中,有很多非洲兵团的黑人士兵,他们与我军的哨岗很近,只有几十米。
这天,一名黑人士兵突然内急,匆忙跑到岗楼外面,手忙脚乱的拉开裤子随地撒起尿来。在另一侧我方站岗的两名战士是新来的北方人,以前没有见过黑人,本来就很好奇,又见黑人士兵急不可耐、一副要尿裤子的滑稽像,而且毫无顾忌地随地撒尿,心中不免感到好笑,两位战士相互对视了一眼,然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双方从怒目相向到大打出手
谁知这位黑人士兵也是一个暴脾气,看到解放军战士开怀大笑,以为他们在取笑自己,顿时勃然大怒,也许是想吓唬一下我们的战士,只见他端起枪来,一边比划,一边哇哇大声叫嚷,表现出极大的愤慨。
解放军战士本来并没有恶恋,只不过是见黑人士兵挺有意思的,但现在看到黑人士兵竟然拿枪相向,顿时也怒上心头。
当时我军刚刚取得全国胜利不久,势头正旺,而且此时在朝鲜战场上,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,美国人都不怕,还能怕一个占着我们中国地盘的葡萄牙兵?
血气方刚的两位战士,也马上收起笑脸,对着端枪指手画脚的黑人士兵,不甘示弱的大声呵斥。黑人士兵见根本没有吓唬住我们的战士,恼羞成怒,也不知是有意还是走火,只听‘啪’的一声,竟对着我战士开一枪,好在并没有伤到人。
见对方针开枪了,这两位战士也热血上涌,不再客气,马上端起枪还击,并且还扔过去一颗手榴弹。
这下事情闹大了,双方各自向上级报告,受到袭击请求支援。不久双方的大队人马蜂拥而至,我军甚至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,一交手,高下立判,葡军哪里是身经百战解放军的对手,虽说双方只是小范围交火,打的也并不激烈,但很快葡军就有人员受伤,于是不再抵抗,落荒溃败而去,我军没有上级命令,也不能过界追击。
澳门当局大伤脑筋。
冲突后,我军立刻关闭了关闸口岸,这让澳门赖以生存的、从内地输入的粮油副食很快出现了紧张和短缺,陆地交通一中断,澳门立刻变成了死城,生活物资马上成了大问题。
一时间,澳门百姓惊恐万分,流言也满天飞,有人说我军已调了一个师的兵力,并在关闸附近架起了大炮。有的说我军要将澳门封锁起来,以后连饮水都成问题了。
澳门总督史伯泰也感到事态严重了,他左右思量:打?但以解放军的力量,武力相向无疑是以卵击石,自讨苦吃啊!所以,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将事态扩大,否则吃亏的肯定是自己。深思熟虑之后,他马上叫手下找到商会领袖马万祺,希望他出面与我军联系,寻求解决办法。
叶剑英冷静处理
在澳督火烧眉毛之时,我方也在广州华南分局的会议室中,由华南局书记叶剑英主持开会,商讨如何解决这起突发事件。
会上不少人都怒火冲天,被外国人欺负了很多年,现在不一样了,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,解放军都会寸步不让,所以有人强硬的主张,或大兵压境,给澳葡方一点颜色看,或继续封锁边境,掐断他们的生活物质来源,进行经济制裁。
最后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叶剑英,等着他表态,见大家都等着自己的看法,叶剑英从容不迫的说:‘西方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很久了,现在也是非常仇视我们,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是正常的,况且这一次是他们先开枪挑衅,我们惩治他们也是有道理的,可是主席说过,处理外国关系时要区别对待,大国从严,小国从宽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,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,葡萄牙毕竟与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有不同之处,再说澳门居民多数都是我们的同胞,如果长期闭关制裁,受苦的还是他们,所以对这个事件我们要谨慎处理,我看这件事只是个地方事件,暂时不用大动干戈,看看葡方的态度,我们再决定下一步。’
提出三个谈判条件
刚开完会不久,叶剑英就接到了报告,说澳门商会领袖马万祺传话,澳当局希望双方接触,商量解决办法。
经过研究,我方派出两位代表与澳葡方谈判,并提出三个条件:一是澳葡当局必须保证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。二是澳葡方必须就关闸事件做出书面道歉。三是赔偿损失。
因中葡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,澳葡方指派马万祺和能量很大的‘澳门王’何贤作为代表参与谈判。
谈判条件寸步不让
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,刚开始澳葡方只肯答应第一个条件,对其他两个条件并不认同,但我方寸步不让,这样双方经过数次接触,进展不大。
后来在澳督接见马万祺和何贤时,何贤直言相告:‘现在大陆与蒋政府不同,连美国人都不买账,何况你们葡国人,其实现在他们想要困住澳门,只不过是轻而易举,举手之劳,如果真闹到那一步,不管人家再提出什么条件,你们都只能乖乖答应,那时更没面子。’
澳督史伯泰听完后,又考虑了一天,最后无奈只能同意了我方的全部条件,谈判终于成功,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,也得到了和平解决。
数年后,何贤回忆说:‘我那次去与内地做传达,大约有二十余次,一天跑两三次的时候都有,那时两国无邦交,我们夹在中间,没法向着谁,自己是中国人,却代表着葡人,怎么办?唯有两头讲好啦。’
通过这次谈判,马万褀和何贤无论在民间和官方都有了更高的地位,他俩在后来也为澳门百姓做了许多实事。
这件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事而引起的纠纷,却险些引起两国的大矛盾,叶剑英的正确、冷静处理方法,马万祺和何贤的全力斡旋,澳葡方的自知之明、息事宁人的无奈之举,使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,中华民族以前任人侮辱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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